盖仑与张仲景的哲学思想比较

slyz密涅瓦

古代的“经验医学”随着医疗经验的大量积累，势必要求对于丰富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分析，找出规律，有所取舍，加以提高。怎样进行这项工作呢？根据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方法进行这项工作呢？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只能依靠哲学来完成这项任务，别无选择。

    哲学是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被称为“科学的科学”，在进行各门科学研究时，它是普遍遵循和使用的原则和方法。狭义的哲学只包括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ontology），又称“第一哲学”；另一是“认识论”。古希腊哲学的代表性“本体论”就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形而上学”。



    1．本体论的比较

    汪子嵩等在《关于“存在”和“是”》（载宋继杰主编的《Being与西方传统哲学》12页）中写道：“一个哲学体系总有它的核心思想，表现为一个范畴或一个命题”。“西方哲学从古代希腊开始，直到现代哲学，如果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便不得不承认，它的核心是那个希腊文的on，英文译为being。这个词译为中文的‘存在’和‘是’似乎都说得通”。“所以，西方哲学重视分析，重视分辨真和假，从而促进了逻辑学和科学的发展”。“只有按‘是’（或‘是的东西’）去钻研，才会得到真理，有如‘实事求是’”。所以，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哲学家大多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当时自然哲学被称为“物理学”），亚里士多德分别对于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天文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进行研究，他是逻辑学和生物学的最早创立者。有些哲学家自称为“博物学家”，甚至悬壶济世，从事治病救人的医疗工作。可见在当时，在各个学科中哲学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具体运用。

    在当时，哲学是上流社会青年学子们的必修课程之一。盖仑从14岁开始学习哲学和逻辑学，他的父亲请来各个学派的教师，向他教授哲学。所以，在哲学方面，他也被视为折中主义者。然而，他却自命为亚里士多德的忠实信徒。在盖仑的著作中，被引用和称赞得最多的古人中，除去希波克拉底以外，就是亚里士多德。盖仑自觉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各种哲学原理和逻辑学方法指导自己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因此，他写了一篇短文《好医生也是一位哲学家》，专门讨论哲学和逻辑学对于医生的训练所占有的地位。盖仑指出：“一位好医生应该符合下列条件：他应该知道并掌握用来了解各种疾病的差别和相似，以及（对它们）采取治疗所需要的逻辑步骤（logic procedures）。换句话说，他应该掌握（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实践）知识的三个组成部分：逻辑学、物理学（即自然哲学，不同于现代物理学）和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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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这种探讨天地万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本体论”被称为“本根论”，所谓的“根”，属于没有固定形态的“气”；抽象概念的“理”；或主观精神的“心”，并不涉及“物”（最多把“气”列为“准”或“半”物质），不重视对客观的“物”进行探索。

    方朝辉在《从ontology看中学和西学的不可比性》（载上书336页）中指出：“如果说西学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判断为前提，探究事物的实然状态，它以求‘是’、求‘知’等为旨归；那么中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则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探究事物的应该状态，它以求‘应’（该）、求‘善’为旨归。前者把‘知’（knowing）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方法比结论具有更加优先的重要性；后者把‘做’（doing），又称‘行’（‘修身’、‘践履’、‘慎独’、‘做人’等等）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结论比方法更加重要。”所以，儒学大师李厚泽在其《论语今读》的《前言》（第3页）中把中国古代哲学的主体（儒学）称为“半哲学，半宗教”的学问，“儒学不重思辨体系和逻辑构造，孔子很少（进行）抽象思辨和‘纯粹’论理”。

西汉时代，在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下，中国的士大夫们心无旁骛，都埋头苦读“四书五经”。生活在东汉末年，曾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当然也不例外，只能注定成为一名“儒医”。不难看出，他们二人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鸿沟，在总结既往的丰富医药学经验时，势必使他们采用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哲学理论和方法。



    2．逻辑学的比较

    逻辑学是属于广义哲学范畴的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哲学工具，以命题为依据，从前提出发，采用推理形式对于对象进行研究，以便得出该命题的结论。逻辑推理可以采用演绎和归纳的方法。逻辑学多用于研究语法学（语言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数理逻辑）；以及思维形式的规律。

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一书中，把古代的希腊逻辑学提高到其发展的高峰，奠定了形式逻辑学发展的传统方向。再经过后世的不断完善，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现代逻辑学。他创立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三段论法则”。

古希腊罗马上流社会的青年人大多把逻辑学和修辞学列为必修课程，主要用于社会生活中广泛开展的辩论活动。盖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这两门功课，并且成绩优秀，从他的灵牙利齿，巧言善辩，就可见一般。难怪当他进行辩论时，由于使用了许多逻辑技巧和犀利语言，既博得大量掌声，同时，又引起许多同行的嫉妒和仇恨。显然，他已经把逻辑手段广泛用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以及临床实践中，并且取得许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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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秦汉时代，中国也出现过逻辑思维和实际运用的例子，典型的代表就是战国时属于“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等人，“白马非马”的辩论为人们所熟知。在墨翟的《墨经》中也有关于“名”、“辞”和“说”的逻辑思维，然而并没有具体的推理方式，只能算是开始进入形式逻辑的阶段，还谈不到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应用。秦汉以后，由于“独尊儒术”，而在儒学中除去“正名之说”勉强能与逻辑思维挂钩外，就很难找到任何自觉地运用逻辑法则的例证。因此，严格说，逻辑学在中国从古代就属阙如，张仲景怎能脱离这个客观学术环境，与众不同地应用逻辑推理进行学术总结和研究呢！



    3． 方法论的比较

    “方法论”是广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和具体的“科学方法论”，其中哲学方法论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具有指导后二者的作用。

盖仑在学术研究和医学实践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被他称为“验证法”（demonstration或qualification）。他曾著有《论验证》，可惜已经遗失。从其他著作中引用的资料表明，他在该书中提出了“验证的经验”（合格的经验，qualified experience）的概念，他认为只有经过验证的经验才是可靠和有用的经验。Philip Eijk在《盖仑在其饮食和药物学著作中应用“验证的经验”》（载《盖仑论药物学、哲学、历史和医学》“Galen on Pharmacology，Philosophy，History and Medicine”36页，Armelle Debru编）中写道：“就营养学和药物学而言，盖仑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过：在获取知识和理念方面，理论和经验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他也经常坚持说：‘经验应该正确应用，就是需要恰当的验证’，‘药物学家所使用的经验不应该是未加验证的，不加区别的，或者是没有恰当目的的’”。

    什么是“验证的经验”？就是在各种设定的条件下，经过反复检验而被核实和确认的经验。盖仑在《论单味药的性质和功能》中指出：“对经验进行验证被视为检测药物功能的重要工具”。因此，他为检测一个单味药的功能设定了17项前提条件，包括药物的品种，投给的季节、地域和途径；以及病人的年龄、性别和生活方式等，并且说明最好在患“简单疾病”的病人中进行检测。他并且补充说：检测的结果“有时显得不符合（理论的）叙述，但是，有时也能成为理论的补充”。

盖仑对药物功能检测所采用的“验证法”，使我们似乎看到现代医学的“临床疗效实验”的早期萌芽和雏形，应该对后世的医学临床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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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中国医药学的著作中，还没有找到运用这种“验证法”的例证。中医大多采用复方药物进行治疗，张仲景的古方包括的药味较少，后世的处方却越开越大，从而增加了验证的难度。加以医生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病例总结个人的经验，于是，《医案》就成为总结和传承经验的一种重要手段，往往由于缺少详尽的记录，因而削弱了这些经验总结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节选自拙著《盖仑：西医现代化的创始人》的《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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